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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二三章 黄金哪去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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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快乐轻松的时光总是易逝,而刘和的作息时间表上排得更多的内容还是各种会见、视察和批阅公文,不论他在邺城还是蓟城。< ..

    这天夜间,北方钱行统计司司长徐岳、制币司司长夏侯兰和清算司司长李儒三人联袂而来,就钱行筹办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向刘和请教。

    徐岳首先向刘和详细汇报了对北方四州现存的黄金、白银和黄铜的数量统计结果。“将军,目前可以动用的黄金总量为八千三百四十二斤,可以动用的白银总量为四万六千四百三十九斤,可以动用的铜总量为一百二十万九千七百二十八斤。”

    徐岳此时汇报所用的计量单位,已经采取了刘和规定的十进制,并非原来那种一斤十六两,一石六十斤的换算方法,所以徐岳汇报中涉及到的一斤重量大概在五百克左右,跟后世的重量基本一致。按照徐岳统计出来的数字,刘和目前可以调用的黄金重量大概在四吨半左右,白银大概在二十三吨半,黄铜大概在六百零五吨左右。

    这个数字,咋看之下貌似不少,但如果除以一千万这个巨大的分母,那么立即就会显出原形。如果跟史书中记载的汉代大概有五百吨的黄金储备总量相比,那就更加是少的可怜。刘和如今控制着黄河以北的幽州、冀州、辽州、宁州和大半个并州,手中能够调用的黄金居然才只有区区的四吨半,连五百吨黄金总量的零头都不到呢。

    那么,大汉朝原本丰富的黄金储备都到哪儿去了呢?刘和两世为人,带着后世的一些疑问,如今想要寻找到真正的答案。

    刘和记得,从各种文献记录中可以看出秦汉两朝时黄金为流通的主要货币,官方赏赐、馈赠动辄就是以千斤和万斤来计算,当时中国的黄金之多。令后世都觉得惊奇。但在东汉年间,这么多的黄金却突然不见了,真令人百思而不得解。

    后世学者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、赵翼的《廿二史劄记》对这个奇怪的现象均有专门论述。

    赵翼归纳写道:古时不以白金为币,专用黄金,而黄金甚多。尉缭说秦王,赂诸侯豪臣,不过三十万金,而诸侯可尽。汉高祖以四万斤与陈平,使为楚反间,不问其出入。娄敬说帝都关中。田肯说帝当以亲子弟封齐,即各赐五百斤。叔孙通定朝仪,亦赐五百斤。吕后崩,遗诏赐诸侯王各千斤。陈平交欢周勃,用五百斤。文帝即位,以大臣诛诸吕功,赐周勃五千斤,陈平、灌婴各二千斤,刘章、刘揭各千斤。吴王濞反。募能斩汉大将者赐五千斤,列将三千斤,禆将二千斤,二千石一千斤。梁孝王薨。有四十万斤。武帝赐平阳公主千斤,赐卜式四百斤。卫青击匈奴,斩首虏万九千级,军受赐二十余万斤。昌邑王赐故臣君卿千斤。宣帝既立。赐霍光七千斤,广陵王五千斤,诸王十五人各百斤。赐孔霸二百斤,赐黄霸百斤。元帝赐段会宗、甘延寿、陈汤各百斤。成帝赐王根五百斤。王莽聘史氏女为后,用三万斤,赐孝单于千斤,顺单于五百斤。莽末年,省中黄金,万金者为一匮,尚有六十匮,黄门、钩盾、尚方,处处各有数匮。可见古时黄金之多也。

    赵翼所列举的这些黄金数量,虽然据《廿二史记校证》的校证者王树民先生说,有一些小的笔误,但基本上都可以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“本纪”和“列传”中找到出处,足以证明当时中国的黄金数量之大。

    但是,到了东汉年间,巨量黄金突然消失,不仅退出流通领域,使商品交换倒退为以物易物,而且以黄金作为赏赐也相当少见。据学者考证,终东汉一代,仅汉灵帝光和元年就一次赐朱儁黄金五十斤。那么,西汉时的巨量黄金到哪里去了呢?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?

    对此,后世的学者们进行了种种猜测和考证,然后得出了数种不同的说法。

    第一种说法是大量的黄金被用于了佛事,因此导致黄金锐减。赵翼在《廿二史记》卷三《汉多黄金》载:“后世黄金日少,金价亦日贵。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,而自佛教入中国后,塑像涂金,大而通都大邑,小而穷乡僻壤,无不有佛寺,即无不用金涂。以天下之计,无虑几千万万,此最为耗金之蠹。加以风俗侈靡,泥金写经,贴金作榜,积少成多,日消月耗。故老言,黄金作器,虽变坏而金自在,一至泥金、涂金,则不复还本,此所以日少一日也。”

    如果说东汉的黄金被用于佛寺塑像涂金,有一些道理,但却经不起推敲。从后世一些证据来看,佛事耗费的黄金的确惊人,看看西藏布达拉宫和青海塔尔寺,便可以知道所谓的“重塑金身”是多么的浪费。但问题是,佛事的兴盛并不是在东汉而是在南北朝,东汉末期时佛教才开始在大汉境内传播,如果不是因为黄巾起义导致道教在本土失去地位,加之各种灾害、瘟疫和战乱的横行,使得普通民众心理上需要宗教的慰藉,佛教在汉朝能否传播都未可知。所以说,纵观东汉一朝,根本就不存在大兴寺庙、塑像涂金的问题,即使有一些寺庙使用黄金,像大神棍笮融在下邳建造的浮屠寺,黄金的用量也十分有限,所以说佛事耗金不能成为西汉巨量黄金突然消失的主要原因。

    第二种说法是东汉对外贸易逆差所致。后世有学者认为东汉黄金数量减少,是由于黄金大量赏赐外人,以及向大宛购买良马、明珠和玻璃等商货,导致贸易逆差很大,所以巨量的黄金流向了国外。

    这种贸易逆差导致黄金外流的说法也缺乏根据。因为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输出国,中国所产的丝绸和其他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输向西方,换回来的除了一些马匹、明珠和玻璃之外,还应该有大量的黄金。大汉朝廷和王公贵族们虽然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需要,有时也用黄金向西域、南海各国购买奇珍异宝,但这种行为并不常见,动用的黄金数量不会很大,而且当时大汉的军事实力如此强盛。对外号称的是“犯强汉者,虽远必诛”,所以很多奇珍异宝的得来并非通过贸易手段,而是赤果果的军事威胁,逼使外国称臣纳贡而得。

    第三种说法是因为战乱频仍的原因,大量的黄金被人们埋藏到了地下。有学者认为西汉巨量黄金到了东汉时突然退出流通领域而消失,唯一的答案就是一部分黄金作为各种金器金物随葬或遗落地下,另一部分黄金则以金币形态随富商大贾和各级官吏而埋葬在了地下。

    战国至西汉,商人以贱买贵卖手段集中了大量的黄金,而封建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。攫取占有了大部分黄金。人们纷纷贮存黄金,大批的黄金被这批人占有并窖藏。史书上记载:梁孝王死时,“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”;汉末王莽时,“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,尚有六十匮,黄门、钩盾、藏府、中尚方,处处各有数匮”。东汉时窖藏黄金者也大有人在。如董卓“筑坞于眉,高厚七尺,号曰“万岁坞”。坞中藏有黄金二三十万斤,银**十万斤”。而且,从后来出土的钱币中看,中国历史上窖藏金银珍物之数量确实大的惊人。为什么这些王公贵族们贮存的巨量黄金没有被用掉呢?主要是掌握大量黄金的商人贮藏着黄金以备用。而西汉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,窖藏了大量黄金的富豪官吏,或死或逃,从而使窖藏的黄金如同后世纳粹德国的巨量黄金一样。无从考察。

    中国人确实有窖藏金银珍宝的习惯,所以说一部分黄金因此消失于地下是有道理的,但若是把绝大多数黄金都说成是随葬和遗忘于地下则难以说得通。因为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黄金贮藏。少量除外,贮存巨量黄金的金库总是应该留有线索的,绝不会在一场战乱过后,所有的黄金拥有者都死去或忘记自己的财富所在。至于说因为陪葬而消耗了大量黄金也说不通。

    因为事实上,许多厚葬的墓自埋葬之日起就成了盗墓专业户的目标,总会被掘墓贼发掘出来又流通于世的。另外还需注意的是,埋葬于地下的并不限于黄金,还有银、铜等种种珍宝,为何单单是黄金奇迹般地没有了呢?而黄金因为其优良的存储特性,是最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,不会出现锈蚀、风化、氧化等问题。

    汉末三国时代,曹操为了解决军费问题,纵容部下成立了专门的掘墓大军,而且美其名曰发丘中郎将。按照老曹的办事风格,估计洛阳和长安周边的王侯公卿的墓葬都被他挖了一个遍,那么被埋葬在底下的数百吨黄金至少也能出土一半以上,为何却不曾有魏国储备大量黄金的任何记载呢?

    第四种说法是当时各种文献中所提到的黄金,其实应该是黄铜,而不是真正的金子。因为从历史上看,从秦汉两朝有限的黄金开采量和对外贸易数量,西汉王朝不可能冒出五百多吨的黄金来。人们惯以“金”来称呼钱财,这就很有可能把当时流通的铜称作“黄金”,而后人不察,竟以为是真正的“黄金”。

    这种说法看似证据充足,但实际上一样不靠谱。因为,如果说汉代的黄金,就指的是黄铜的话,那么要记住,我国开始生产黄铜,是在汉代。而在汉代之前,黄金的实物和文献记载,就大量的出现。如果说黄金是指青铜,估计我们的祖先不会这么愚蠢,再说了,从战国文献上的记载可知,当时的“金”和“黄金”已经分得十分清楚。汉代设有“铜官”,铜香炉上也刻有“铜”字,说明已有专门的文字指代铜,而“黄金”不可能是指铜,否则 “金”、和“铜”都可以指铜,而“金”又可以同时指黄金和铜,这样混乱的语言怎么可能出现在文字已经十分的大汉朝呢?

    当时汉朝与葱岭以西的世界交通已经十分广泛,《西域传》中记述的见闻就有罗马等国“以金银为钱”,而汉代礼制中所谓的金缕玉衣与考古事实完全吻合,就是采用了黄金丝线来缝制嵌合玉片,而不是用黄铜丝。这些证据说明当时的语言体系中所认识的“黄金”与后世对黄金的认识是相同的。

    那么,现在问题来了。如果说汉代曾有过很多的黄金,那么这些黄金究竟到哪里去了?如果说汉代没有这么多的黄金,那么史书和不断出土的黄金又是怎么回事?

    刘和问徐岳:“以如今这些黄金、白银和黄铜的数量,能否支持钱行的前期使用?”

    徐岳和夏侯兰同时摇头,脸上挂着无奈之色。徐岳回答说:“按照我们估算出来的北方数州对钱币的需求总量,这些黄金、白银和黄铜的总量恐怕还达不到两成。如果此时将这些金属制造成优质钱币投放于市场,允许民众在钱庄之间进行自由兑换,只怕不出两月,这些钱币都会被民众藏进家中,市面上将无钱可用。闹起钱荒!”

    贵金属作为货币,因为其本身就具有真实的价值,所以按照中国老百姓喜欢存钱的习惯,一旦将粮食、布匹等商品售出之后,就会千方百计地换成黄金、白银,甚至是铜钱,然后在地下某处挖个坑,深埋起来,以备不时之需。

    “你们今日来找我。便是想让我帮着想办法?”刘和问道。

    三人一起点头。

    “我又不会点石成金之术,凭空的也变不出来真金白银啊。”刘和有些无可奈何。

    清算司司长李儒开口说道:“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,就是这种办法有些遭人诟病。”

    “现在管不了那么多,只要能让钱行顺利开张。就算被人戳脊梁骨,那也总比无可奈何要好!”刘和示意李儒说实话。

    “以属下看来,想要解决钱行准备金不足的问题,可从三个方面着手。第一。逼着豪族大户将他们私藏的黄金白银和铜全部拿出来,今后也不许他们私自收藏黄金白银,这样就会减少市场上很大一部分的吞金大户。第二。公子可以想办法出售一些所有人都争相购买的货物,比如当初前汉之时从西域传过来的明珠和玻璃制品,然后规定必须以黄金或白银来换购,这样可以从民众手中收集上来大量的真金白银。第三,洛阳和长安周边秦汉大墓有许多,特别是芒砀山一带可以用墓连墓、墓重墓来形容,若是给李正方下令,命其组织军队进行挖掘,定能从中挖出上百万斤的真金白银出来!”

    “我靠!真是比毒士还毒!”刘和在心里狠狠地冲着李儒翻白眼,脸上却挂着笑容说道:“文忧先生一下子献上了三策,每一条听起来都是可以操作的,你们几人认为如何?”刘和将球踢给了徐岳、夏侯兰和程秉。

    程秉首先摇头说道:“属下觉得李司长的第一条办法不妥。姑且不论逼着豪族大户将他们视若生命的真金白银交出来是否可行,单就是不允许豪族大户私藏黄金这一条,已经违背了公子成立钱行的初衷。如果我们担心铸造出来的优质钱币被民众私藏,那么我们何必还要造这些钱币呢?按照公子的说法,货币之所以具有价值,那是与民众有实际的需求直接挂钩的。”

    徐岳点头,同意程秉的说法,然后说道:“我倒是觉得李司长的第二条方法可行,只是不一定要用西域商品来从民众手中收拢黄金,幽州目前有不少的特产商货一直是供不应求,如果能够控制其中几样,只能用黄金白银来进行购买,对于加速黄金和白银的回流会起到很大作用。”

    夏侯兰刚刚从司令署的内务司卸任,身上还带着明显的军人作风和气息,他面色平静地说道:“启禀大将军,末将愿意组建一支秘密部队,专门挖掘全国各州的墓葬,取出其中的黄金、白银,为天下苍生造福!”

    刘和对于夏侯兰这种毫不顾惜个人名誉,只为解决难题的态度很满意,但他从夏侯兰的请命中忽然想到了一个人,而正是此人开启了军队盗墓的先例。

    这个不惧天下流言的牛人,并非曹操,而是董卓!后世的很多小说和野史中都说老曹为了解决军费紧张的难题,默许手下将领率军挖掘坟墓,而且设置了“摸金校尉”和“发丘中郎将”两个官职,也就是国家盗墓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,但实际上这都是因为陈琳替袁绍写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而引起的,老曹并没有那么做。

    实际上,像曹操这么睿智的人,怎么可能设置如此违反伦理道德传统的官职呢?当时曹操攻打徐州时,在进军的道路上大肆杀戮,掘人坟墓,以泄愤怒。这一世,因为刘和的关系,老曹更加注意名声、爱惜羽毛,就算老爹曹嵩被杀,他在攻打徐州的时候,也就是把沿路的百姓掳掠到了兖州,却不敢做出挖人家坟冢的事情。毕竟刘虞父子的祖坟尚在徐州郯城,曹操如果纵兵掘坟,日后刘和就能拿这件事情跟他算账,那他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

    这个时代,真正不惧怕天下人言,敢于纵兵行凶甚至是大肆挖掘坟墓的人,也就是董卓这么一个奇葩。当时董卓先是在洛阳把周围的帝王陵墓挖掘了一遍,接着迁都长安之后又把西汉那些皇帝和大臣的陵墓光顾了一遍,这才将郿坞用金银财宝给填满。

    然而,董卓一生在郿坞聚集的大量财富,貌似最后便宜了刘和和朝廷?刘和当时可是让赵云将郿坞中的财富搬走了六成!而这也是为何刘和后来在幽州时不缺钱货的原因。

    刘和想通了其中的关窍,沉吟良久,然后对几人说道:“防止豪族大户大量吸纳和收藏金银的事情必须要做,不然我们投向市面再多货币,都无法满足他们的欲壑。至于逼迫豪族大户交出手中已经藏匿的黄金,我已经想到了一些办法,待会细说。派军队大规模挖掘坟冢的事情不能做,但可以给各州郡下令,大肆缉拿各地盗墓窃贼团伙,追缴贼赃。一旦查获,凡是举报有功之人,皆重赏,所获贼赃的四成归地方府库,六成充入制币司!另外,从普通民众手中收购黄金、白银之事,暂时不宜施行,以免引起民怨,影响内部稳定。”(未完待续。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