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5章（第3页）

但蒋先生故意师法前人，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，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，先予打击，再故示宽容，让受害人感恩不已。

蒋“明令”

“毋庸议处”

的理由，是因为（1）孙抗战期间，作战有功。

（2）坦白陈述。

（3）深切痛悔。

等于说，孙固有罪，其罪可诛，朕宅心仁厚，不咎既往。

然而，演戏和作假，究难天衣无缝。

香港的《祖国》杂志．即以《孙立人案件献疑》为社论，提出下列疑问：

（1）孙立人身为陆军总司令，“部下军官何止千百”

，没有人可以担保，其中“一个共谍都没有？”

以此责孙失察，“实在不合情理”

。

（2）孙立人的去职，既不能以“失察”

为理由，真正的理由，是说他在“军中作小组织活动”

，但《祖国》

作者提出一个疑问“何以黄埔同学可以联系，孙立人所训练的学生不可以联系？何以别的将领可以进行军官联谊组织，孙立人则不可以进行？”

（3）有联系活动，并不表示准备进行“兵谏”

，报告书仅根据几个下级军官的供证，引人入罪，是无法服人的。

（4）关于郭廷亮案件部的，无确凿证据，仅郭本人的供词，该刊认为有下列疑点：

“①既无证人，又无证物，是怎样破获他的间谍活动的？

②既无证人证物，郭廷亮怎么会供认是共谋，自寻死路？

③假如郭廷亮是共谍，一定在台湾还有同伙，给他下命令或接受他的命令；对中共方面，也应有通讯联络方式；何以他长期孤零零地无联系地进行工作？

④郭廷亮的证供，是否可能‘苦打成招’，经过别人歪曲？

⑤调查报告书，字里行间，‘用了很多假定的语气’，这种调查．和‘法治的精神’背道而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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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明就里的读者，可能会反问：“为什么台湾的报纸，对孙案的公正性，未置一词？”

了然舆论工具控制在官方手里的特性，那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。

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监察院，煞有其事，成立以曹德宣、陶百川为首的五人小组，进行调查，可惜该项报告，始终未获面世，列为监院密件“加锁加封”

，甚至，事隔多年，当事人陶百川，要求借阅，均遭挡驾，[31]个中蹊跷，应是本案的关键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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