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章（第2页）

班址先设新竹近郊的山崎，后迁北投竞马场，班主任正是蒋经国。

见面胜似闻名。

听他几次“精神训话”

，往往热血沸腾，信心百倍，认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后岛屿，总不会再沉下去了。

到空军[3]去做了两年政工官，再入干校，还是北投的老地方，只是换了新地名—复兴岗。

在这里，

需要做一声明。

当时，我做此抉择，并没有借以从龙的意思，很多人的确有那个动机。

虽然，满口革命，或真或假地持着宗教徒的狂热。

那时候，我已听厌了“一年准备，两年反攻，三年扫荡，五年成功”

的口号。

研判事理的工夫，也不很高，但是，常识告诉我，“反攻”

是无望的，可能长期偏安。

我自己是个自由主义倾向很强烈的人，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，留在军中，绝无前途。

本来，我希望被分发到“康总”

或“中制”

等国防部直属单位，那末，勉强留几年，再俟机脱掉二尺半。

毕业前三个星期，答案揭晓，我的新工作单位是驻防高雄的第八十军，军长唐守治。

梦幻破灭，只有挺而走险一途。

技术细节，求教入伍时的训导员宋运兰，他做过军法官，待人忠厚诚恳，很得学生的信任。

还有干事傅中梅，即后来因雷震案遭当局感化的《自由中国》编辑傅正先生。

他们很同情我，也很了解我，从技术观点考虑，建议我别等毕业先走。

踌躇至再，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上午八时，当同学们列队去中正堂举行毕业典礼之际，鼓起余勇，和带队的分队长，当场冲突。

下一步是，我主动到禁闭室报到。

当天下午，队长张善鉴前来劝说，要我写一份悔过书，即可安然无事。

“队长，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并无可悔之过。”

我率直地回答。

他感到很可惜，非常失望。

于是，校长王永树下令开除。

从前华盛顿大使馆文参处的一位毛君，就拿着这件事作为我的污点，到处渲染，他恨不得要写本书，向全世界举证，“刘XX品行不端，当年就是被干校开除的。”

其实，干校没有开除我，我开除了干校。

《国际日报》在《＜蒋经国传＞风波》文中，存心踩我一脚，说得煞有介事。

我借这个机会，顺便予以交代。

三

写《蒋经国传》的计划，开始于六十年代。

这时候，我就读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（SchoolofInter-nationalRetatlonS，TheAmericanUniversity，Wa-sh.D.C.）硕士班。

好几个作业（Termpaper）选定经国在赣南当专员，在上海“打虎”

的事迹作为题材，跑图书馆获得的资料愈多，愈对这位传奇人物兴趣倍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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